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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深入展开，“浙学”在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地位与价值愈来愈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。

长期以来尚无一部贯而通之、重在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的文献问世，不仅严重制约了浙江学术研究的拓展与突破，而且与浙江学术本身地位不相称。由梅新林主持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（第二期）重大项目《浙江学术编年》历经课题组七年的协作攻关，近期终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。这是海内外第一部通代浙江学术编年著作，具有学术创新与文献集成的多重价值。

一是理论提炼之价值。《浙江学术编年》通观浙江学术的发展历程与内在精神，扼要概括为两大渊源、三大时段、四大高峰、六大精神。所谓“两大渊源”，即以钱塘江为界的浙东、浙西区域两大文化支系的分合，一同成为孕育浙江学术的两大远古源头；所谓“三大时段”，即以南宋与近代为界线，依次划分为浙江之浙江、中国之浙江、世界之浙江学术的三大历史时段；所谓“四大高峰”，即指南宋以吕祖谦为学坛领袖的浙东学派、明代以王阳明为学坛领袖的心学学派、清代以黄宗羲为学坛领袖的浙东经史学派以及以蔡元培、章炳麟、王国维等为学坛领袖的现代新学派；所谓“六大精神”，即指在浙江学术发展历程中逐步凝聚而成的卧薪尝胆、坚忍不拔，实事求是、讲究实效，经世致用、义利并举，内圣外王、知行合一，经史应务、民本启蒙，开放包容、通变创新核心精神。以上内容的理论提炼作为贯通全书的总纲，可以为《浙江学术编年》注入灵魂、铸造骨架。

二是文献集成之价值。《浙江学术编年》首次以编年体逐年著录浙江学术史的发展演变历程与成果，上溯远古时代，下迄1911年，分为先秦至唐五代、宋代、元明、清代四卷，每卷再分上下册，共计四卷八册，550多万字。在成果著录上，包括浙江学者在浙江的学术活动与成果、非浙江学者在浙江的学术活动与成果、浙江学者在浙江以外区域的学术活动与成果。全书除了充分吸纳既有学术编年史成果之外，还充分重视地方志及相关文献的整合收集。

三是体例创新之价值。《浙江学术编年》借鉴《史记》与《资治通鉴》不同板块组合的成功经验，充分吸取当今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，在著述体例上高度集合现有编年体著作的优点而加以融会贯通，旨在使以时间为流程的学术编年走向丰富性和立体化。例如，其除了撰写长达5万多字的“前言”之外，又在每卷以及每个朝代之前冠以“卷序”与“小序”，彼此相互配合、相互呼应，旨在起到提纲挈领、贯通学脉的作用。

四是谱系建构之价值。《浙江学术编年》努力超越简单的以相关史实的逐年排列，而是旨在通过史证与史识的对话交融而还原学术史的历史场景，建构学术史的思想谱系，进而探索学术史的发展规律。为此，《浙江学术编年》尤其注重“三维度论”与“三要素论”的引领与交融。所谓“三维度论”，是指“时间—空间”“本土—他者” “近承—远绍”三个维度的有机交融。所谓“三要素论”，是指重在把握和贯通“学统—学缘—学脉”三个关键环节，三者分别具有宏观（学统）—显性（学缘）—隐性（学脉）的特点与功能。比如《浙江学术编年》所总结的浙江学术精神的“六大精神”，彼此既在历时性的维度上体现了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，又在共时性的维度上体现了独特性与共趋性的统一。彼此的最大公约数是“经世致用，与时俱进”。这是浙江文化精神历经风雨沧桑的不变追求，也是推动浙江文化创新发展、生生不息的永续动力。学术史思想谱系建构的“三维度论”“三要素论”的融会贯通和综合集成，同时兼具理论探索以及方法论意义。

《浙江学术编年》是一项基于浙江而又超越浙江的大型基础研究工程，不仅可以为浙江区域学术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起点和重要参照，而且有助于从浙江区域的维度为“重写中国学术史”贡献新的探索与成果，有助于为当代文化精神的重建提供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与成果，也有助于拓展与其他区域板块乃至海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。由于工程浩大，时间急迫，《浙江学术编年》下限截止于1911年，但根据上述有关“三大时段”“四大高峰”与“六大精神”的总结提炼，还可将“浙江学术编年”延伸至现代，期望有新著《浙江现代学术编年》的问世。

（作者系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）